两周前，我和吴思先生在北京一家书店与众多读者对话，主题是：回不去的乡村和走不进的都市。对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进城谋生、乡村呈现出“空心化”“凋敝”的状态，吴思先生说，这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他认为这种“凋敝”其实是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一种值得肯定的现象。只有剩余劳动力从乡村土地上转移到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农业因此出现集约化耕作，中国的农村和农业才有出路。
应当说，吴思先生这番话体现了他一贯所持有的历史学家的冷峻和理性，传统农业社会聚族而居、鸡鸣狗吠的“田园牧歌”景象一定会随着城镇化的加速而消失。但我略有不同的一点意见是：中国滞后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使附着在这两大制度上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城乡差别甚大，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成本过高，生在农村的人承受了不应该承受的痛苦。
几天前，湖南省双峰县一个村庄一对祖孙的遭遇，佐证了我的那番判断：一岁零八个月的小女孩小梦，其父母在长沙打工，她在老家由祖母抚养。祖母在家中突然暴亡，无成年人知晓，7天后奄奄一息的小梦才被人发现。
这当然是一件偶然的极端事件，但这种偶然的极端事件，正是在中国乡村青壮年大批外出谋生、只剩下老人小孩留守的普遍状态下出现的。双峰县是曾国藩的故里，距我老家不远，今年中秋前我刚去过那个地方。那片土地上的乡村可以说是整个湘中地区乃至整个华中、华北、西北地区的缩影。一个个村庄几乎看不到几个青壮年，一幢幢房子整日寂静无声，剩下的老人和孩子靠城里打工的青壮年寄钱回来生存……这样的村落没有了正常的“生态”，因为正常的社会生态是各年龄的人层次分明、充满活力的。数千年以降，重视人伦秩序家庭温情、有敬老爱幼传统的中国社会，第一次大面积地出现让最需要社会关爱的两类弱势人群———老人和小孩相依为命的状况。当一个村庄和社区缺少青壮年的保护和照料时，这个村庄和社区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会变得很差，成为一个个很难经受起风浪冲击的“孤岛”。不久前，距离小梦所在的双峰不远的邵阳县，一艘超载的渡船倾覆，溺亡的12人中大部分是正值花季的初中生，这些初中生几乎都是“留守少年”。
在一个传统农业大国昂首阔步迈向城市化时，一部分老人和儿童留守乡村或许是难免的，然而，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和社会有识之士，是否应该做一番较深的思考：我们的公共政策是否使留守老人和儿童这一人群过于庞大？各级各地政府在减轻这两个本应受到全方面关爱的人群的痛苦上有什么责任？
从改革开放之初，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开始，各级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离打破城乡壁垒、让务工者最终融入城市的目标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甚至可以说，许多地方政府在追求G D P增长和城市化加速时，并没有把进城务工者看成城市化的主人和当然的受益者，仅仅将其看成搭建城市“脚手架”的劳动者，城市的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公共服务中，根本没有这些人的位置。如此，这群庞大的进城务工者不得不成为城乡之间漂流的“候鸟”，多数人也不可能完成从乡村人向城市人的角色转化。多数进城的务工者，仅仅把城市看成出卖劳动力挣点血汗钱的地方，他们的收入很难支持自家老人和孩子在城市里生存。那么，大批老人孩子留守在乡村，几乎是必然的。以小梦父母为例，夫妻俩在长沙打工，每月加起来3000多元的收入，让老人带着孩子留守在乡村，全家的生活成本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降低。在这一事件中，如果仅仅指责小梦父母对老人孩子过于疏忽，那就太简单粗暴了，哪一个打工仔不愿意享受父母妻儿团聚在一起的天伦之乐？
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政策环境下，老人孩子留守乡村，青壮年出去挣钱，对一个家庭来说，是节省成本的。各地政府算一下短期的经济账，似乎也很合算———节省了大批老人、孩子进城所要负担的诸多公共服务的费用。但从长期来看，且不说让老人孩子这两大弱势群体留守乡村“孤岛”是不人道的，是和新农村建设目标背道而驰的，单考虑将来整个社会将为此承担的昂贵成本，就让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很难想象，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乡村孩子，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与教导，在年老的祖父祖母看管下长大，他们的受教育状况、心理健康状况会怎样？他们成人后如何看待和适应这个社会？
在举国欢度假日时，让我们为还躺在病房里的小梦祈福，也祈求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当务之急是，政府和整个社会应该行动起来，在大的政策层面有所推进，尽快帮助这类数目庞大的老人孩子从乡村的“孤岛”突围，撤离到可以得到保护的地带。
(作者系知名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