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代孕合法化”的讨论在朋友圈刷屏，引起大量关注。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都有，全面开放二孩后，这个问题被更多的人提及。就在一个礼拜前，2月3日，人民日报刊文《生不出二孩真烦恼》，讨论了大龄夫妻生育二胎“有心无力”的困境，这种困境让一些人想到了代孕，成了这次讨论的导火索。
不过，2月8日国家卫计委就这个问题做出回应，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也都是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我国原卫生部曾以部令的形式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严禁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违法违规行为。”
被禁与非法
毛群安提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出台于2001年，《办法》中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由此看来，代孕确实是被禁的，那么能说代孕是“非法”吗？
对此，上海市卫生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徐青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目前禁止代孕是从卫生部规章的角度出发，而法律上并没有非常具体的规定，所以可以说是有规章规范，但法律上属于一个真空地带。”
那法律上是怎么个“真空法儿”？政知道发现，2015年提交审议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曾一度规定“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也列举了处罚措施。但是规定在审议时引发业界争议，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为“一刀切”禁止代孕不妥。当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表决稿删除了草案中“禁止代孕”的相关条款。
因此，现在也有网友说，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行为，就应该视为允许，删除这一条款，就表示代孕是合法的。
民不告与官不究
不少人有疑问说，既然禁止代孕，为什么还是有代孕的存在？
2016年11月，中国青年网曾披露卵子交易黑市，在那篇报道中，北京市卫计委称自己属于政府职能部门，没有执法的权力，目前只能对医疗机构进行整治，进行行政上的监管和处罚。
吕进峰，被称为是“中国代孕之父”，他涉足代孕产业13年，2004年就创办了被称为是中国首家的代孕机构。“这些年我们诚信经营，不欺瞒客户，客户和代孕妈妈对我们都很满意，也就落得个民不告、官不究的状态。”他告诉政知道(微信ID:upolitics)：“中国的代孕需求很大，有的夫妻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也很可怜，希望代孕能合法化。”
在吕进峰的机构，花费约35万元可得到保证成功的服务，如果没能成功，损失由机构来承担。“相比国外不保成功，我们价格还更便宜。”
47岁的吴兰是吕进峰的客户之一，她早年离婚，带着脑瘫的儿子一起生活。一开始，吴兰找到吕进峰，希望自己充当代孕母亲，由她人提供卵细胞，为儿子生一个孩子。
吴兰说，儿子今年23岁，小时候生病发烧导致脑瘫，生活不能自理。她担心自己去世后，儿子没人照顾，就希望儿子也能有个孩子，“养孙防儿老”。但她无法负担三十多万的代孕费用，吕进峰觉得吴兰可怜，就表示可以无偿为吴兰做代孕。
“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就算是有非议，我相信我和儿子都能挺过去。”政知君提出，养老还有养老院，不是必须要孩子，对于这个问题，这位看似文化水平并不高的中年妇女说：“养老院只是让你活着，我的儿子需要有个家。”
赞成与反对
说到代孕，不得不提及的就是伦理问题。
代孕，说白了就是借腹生子，由第三方的代孕妈妈提供子宫。如此一来，一个女人替另外的女人生了孩子，到底谁才是亲妈？
从遗传学上来说，提供卵子的是亲妈。妇产科医生阮祥燕说：“遗传角度，孩子只和供精供卵者有关。”但就实际情况来看，产后不愿将孩子归还的情况曾发生过，还有过孩子出生后有疾病遭到推诿、遗弃的案例。
而代孕的方式除了夫妻双方分别提供精子、卵子，还有需要借助第三方提供精子和卵子的情况，牵扯的伦理问题更加复杂。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张丽珠主任对媒体表示，一律禁止不太合适。但北京大学法学院郭自力教授认为，代孕违反了习惯法通常的做法，那就是不允许的。
